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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共创建史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里程碑: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著作传播丛编(1920-1927)》

    发布日期:2022-02-28    作者:高静     来源:     点击:

   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著作(简称“《早期著作》”)是“早期传播”的核心文化载体,集中了“早期传播”的精萃,浓缩了“早期传播”与早期“中国化”的辉煌灿烂文化画卷。对“早期著作”整理与研究,基本上展现出“早期传播”与早期“中国化”的发展阶段、基本内容、传播特征、传播途径及思维维度的全景。

    从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以来,我国出现了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的高潮,代表性的成果有:

    1.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编(1920-1927)》第一编314种。田子渝主编。武汉.湖北人民出版社20185月版。

    2.《马藏》第一部8卷,1894-1904年间的著作(含译著)共39种,约合550万字。北京大学《马藏》编纂与研究中心编纂。北京.科学出版社。2019-2021年版。

    3.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》(100卷),其中“早期著作”不多。杨金海等主编。沈阳202012月至20214月出齐。

    4.《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文献汇编》,其中早期著作”28种。王艳红编辑。上海.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。

    5.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文献丛编1918-1923年), 其中早期著作”32种。北京.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21年版。

    6.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丛编(1920-1927)》(简称《丛编》)共5151种,2500万字。田子渝、徐方平主编。武汉.湖北人民出版社202110月版。

    7.《原版初心——党的出版早期文献萃编》共八册,其中早期著作”11种。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编。上海.上海书店202112月版。

    在这些著作中,《丛编》在中共创建史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地位尤为重要,堪称是中共创建史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研究中的里程碑。

    首先,《丛编》是迄今为止,影印出版早期著作最多,最全的丛书。它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250种著作中精选151种,其中不乏孤本、珍本,70%为第一版,使这些深藏在图书馆、博物馆、档案馆及个人收藏处的文献资料化身千万,供世人阅读与研究。

    其次,《丛编》第一次将“早期著作”分成“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经典”“外国政治家、理论家和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诠释本”“国内政治家、理论家和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诠释本”“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著作”四大类别,有利于深入研究。

    最后,探索马克思主义经典研究的新范式。它分“原始文本”、“说明”“注释”三大板块。对这些80100年前的不可再生的原始文本进行数字化,整理印成现代纸质本,很好地

    保护了这些珍贵的红色文物。

    “原始文本”将分散在各地的早期著作集中起来,用现代高级印刷技术影印出版,不仅使这些珍贵、不可再生的红色文物得以保存与流传,而且使读者能够轻而易举阅读原生态的文献,便于学者查考研究。

    “说明”对著作的版本、封面设计、基本内容、价值及出版、社会效果等作研究性的解读。封面以其特有的文化性、艺术性,对著作进行艺术图解,是著作的内容与美术有机结合的美学呈现。《丛编》对全部原始文本封面一一进行了专业性的解读与描述,成为马克思主义著作丛书的创新之举,为《丛编》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    “注释”对原始文本中的专有名词、基本概念和词语、人物、事件、著作、报刊、地名等作解读、疏解、考据。《丛编》严格按照列宁“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,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,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”[①]的精神,坚持尊重历史、尊重文本、尊重学术规范等基本立场,以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(中文第二版)、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》《列宁全集》(中文第二版增订版)、《列宁专题文集》(2009)《毛泽东选集》(1991年版)为蓝本,广泛吸收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创建史、传播史和MEGA²研究成果,在历史、时代的语境下作出深入、具体、客观的解读,撰写了310余万字的注释条目,全面、多角度对“早期传播”著作作了有意义的诠释,不少诠释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空白

    《丛编》的编辑和出版,曾得到不少学界大家的肯定。

    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魏海生赞誉:“《丛编》编纂者将搜集到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影印出版,抢救和保存了一批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,而且对它们进行了提纲挈领的“说明”,介绍了著作的背景、主要内容和社会价值,并对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、地名、事件和论著等进行了“注释”,有利于读者阅读,更有利于学者深入研究。因此,它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。”[②]

  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赞誉:这套图书体现了开创性。“所谓开创性,编者收集整套文本历时之久、寻找资料之多,在全国可能第一无二。并且对文本的精选进行整理、注释、汇编,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空白,开辟出新的学术天地,具有开创性。所谓基础性,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著作文本,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最基础、最重要的史料,这套丛书所做的工作也是最基础的工作,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深入推进做牢了史料基础的打地基工作。”[③]

    (审核:易振龙)



    [①] 《列宁选集》第2卷,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, 第375页。

    [] 魏海生致“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著作传播丛编(1920-1927)》首发式暨‘百年辉煌 初心不渝’学术研讨会”贺信,2021年10月8日。

    [③] 石仲泉:《“天火”从此神州燎原——从<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>的出版想到的》,《党史天地》2018年第3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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